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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不敢承认的真相:唐朝是突厥建立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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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15:2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国人不敢承认的真相:唐朝是突厥建立的朝代?
  很多人误以为唐朝是汉人建立的朝代,历史上经常把唐朝跟汉朝并称汉唐,这容易让历史知识欠缺的人产生误解,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那么唐朝是农耕民族汉人建立的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历史资料证明:唐朝建立者的民族属性毫无疑问是少数民族,即李唐王朝的统治者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一言以蔽之,唐朝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经过高度汉化、但是仍保留民族特色的朝代。——这一点唐和辽相似。一、唐王朝统治者家族的血统
  唐王朝的血统已经清楚显示出他们属于突厥阿尔泰游牧民族。当然这里说的突厥人是当时北亚蒙古人种、信仰萨满的突厥,也就是后世蒙古人的前身,而并不是现在伊斯兰化且长相波斯化的那些突厥旁支。唐高祖李渊的七世祖名叫李暠,就是晋末张掖地区(月氏故地)西凉国的“凉武昭王”。西凉国是“鲜卑秃发”,后为南匈奴单于沮渠蒙逊吞并。《魏书·列传》记载,西凉灭后李暠的后裔李翻投奔了阿尔泰山的柔然,曰:“翻,字士举(休屠),小字武疆(无者),奔伊吾(阿尔泰山),臣于蠕蠕(柔然汗国)。李翻的儿子后来投奔了拓跋北魏,为“镇西大将军”,从此在北魏一朝“大享名器,世业不殒”,世袭贵族名号。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另有“唐国公”称号。西魏的“八柱国”与后世努尔哈赤的“八和硕”有一样的文化内涵。史载李虎娶妻“独孤氏”,独孤是西魏鲜卑帝族。李渊的皇后即李世民的生母也来自鲜卑,史称“窦皇后”。李世民也娶妻鲜卑,称“长孙氏”。唐帝室难觅一丝汉民族血缘成份。李渊起兵并非一人,这是与突厥始毕可汗联手干的。当时始毕可汗与李渊是君臣关系,他们可能还有血缘关系。史载李渊与始毕可汗有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皆可汗有之”。他们联手内侵,遵循着匈奴以来结盟南下的传统。由于有突厥可汗的武力撑腰,李渊顺利取得关中重地,突厥则满载而归。二、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
  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是明白无误的。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时突厥颉利可汗率军攻入渭水便桥,秦王李世民迎战。在桥边李世民屏退左右,单独一人“与颉利可汗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旧唐书》)。其时李世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有诱之以利,于是突厥人抽身引退,并相约几天后便桥再会。其后他们如约而至,“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李世民说突厥语明矣,否则怎么可能“临水交言”呢?他们是完全的同类,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行为方式,有同样的文化背景。《隋唐嘉话》说,单雄信曾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为“胡儿”,李元吉小字亦叫三胡;《旧唐书》也说,李渊曾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就是说其状貌类同胡人。史载突厥薛举可汗及部下常与李世民共同围猎,“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于是突厥部众“咸愿效死”。如果李世民平时说汉语就不可能出现“无所间然”的情况。李世民频频狩猎,“狩与尧山”,“狩与岐山”,“狩与骊山”,不绝于史,这显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李世民策划宫廷政变,杀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夺得皇位,史称“玄武门事变”。参与事变的五个主谋人物的姓名,也明白地显示出民族背景:长孙无忌,此人是后魏献帝之兄的后代,与李世民祖先一样也是世袭“柱国”,原姓拓拔,后改姓长孙,两者是大姓小姓的关系,本可通用,长孙无忌是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房玄龄,此人是后魏镇远将军的后代,与长孙皇后是同宗。尉迟敬德原为突厥一骁将,善骑射,后来归降了李世民,成心腹。屈突通,原为突厥将领,以勇武著称,后归降李世民,啜是“矢”的注音异写,一种贵族称号。秦叔宝,此人悍勇异常,自称“不习文法”,可能一个汉字也不识,一句汉语也不懂。为唐太宗征东又征西的主要大将,他们的姓名也清楚地显示出共同的民族背景: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敕勒)可汗之子。阿史那·弥射,突厥室点密可汗五代孙。薛仁贵,即“息慎·贵”,“贵”是蒙古语“高娃”(玉)的汉字拟音。契苾何力,即“鲜卑·斛律”,突厥铁勒部之长。思摩,即“石抹”,突厥颉利可汗宗亲,后归降李世民,征东时“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吮血”。这些突厥背景的大将死后都享有陪葬昭陵(太宗之陵)的殊荣,反映出来的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历史上有汉人皇帝这么做过吗?《阙特勤碑》中有这样的话:“突厥的伯克们听命了可汗,为之征战了50年,向东征战到日出之地,直到靺鞨可汗之国,向西征战到铁门,降服了那里的所有国家”。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唐太宗依靠的是草原民族的军事力量,在突厥人看来唐皇帝不过是入主汉人的突厥可汗。当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他就与突厥贵族结为兄弟了,如突厥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颉利可汗之侄),西突厥大渡(鞑靼)可汗,都是李世民的“安答”(蒙古语“兄弟”的读音),这些可汗死讯传来之时,太宗都为之摆朝举哀。如果李世民不是突厥人就不会与之结拜,这是由游牧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的。三、唐朝为什么如此开放?
  唐朝为什么显得比较开放?这跟唐朝建立者的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史书记载唐王室屡现“乱伦”之象,太宗死后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则天拥为己有了。所谓“乱伦”是后人的说法,在唐高宗看来并无此嫌疑,“妻其后母”是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对于突厥出生的唐王室来说不存在道德障碍,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游牧民族自古没有守寡的传统,故唐代公主再嫁也多。只是到了后来,日益汉化之后,他们才会竭力去回避和掩饰祖先的历史。武则天的故事与清初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类似,在当事人看来并无不妥,完全符合风俗习惯。李世民有废太子名叫“承乾”,史载他学胡人椎髻,说胡语,吃胡食,爱慕突厥狼头纛,甚至不愿过宫廷生活,喜欢去草原游牧,结果被废黜。同样的事情北魏也发生了,魏孝文帝太子元恂留恋草原竟不愿南下,被迫南下后又擅自北上,孝文帝大怒,把他废为庶人。两个太子的行为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他们的民族背景。我们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军政首领)为清一色的突厥人,并且都是世袭,那是游牧民族固有的氏族军事组织的影子,与辽金时代的“探马赤军”蒙元时代的“达鲁花赤”非常相似,这种军事制度并不来农耕文化。唐太宗的身份首先是突厥可汗,其次才是中原人的皇帝,两者主次分明,就像忽必烈首先是蒙古的大汗,其次才是中国的皇帝一样。唐太宗昭陵有14个蕃王石像,唐高宗乾陵有61个,这种立蕃王石像的葬制不是汉民族固有的葬制,那是突厥墓前立杀人石习俗延续。突厥可汗墓前立杀人石代表他生前杀死的敌方酋长。《阙特勤碑》有这样的话:“我为我父可汗立了杀人石,以无者可汗石列其首”。唐太宗立蕃王石像是对古老游牧文化的认同和传承。《阙特勤碑》把“唐人”视作自己的远房兄弟,告诫突厥子孙引以为戒,不要去走唐人的汉化之路,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们存在血缘认同。而《阙特勤碑》的立碑者竟是唐朝皇帝,汉文碑文竟是唐玄宗所撰,又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碑文中有“结为父子”之语,如果没有对突厥的认同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正因为唐朝皇帝是突厥血统,他们才会以极开放的心态面对中亚的游牧民族国家,他们的眼光不局限于中原,他们有兴趣去开拓广阔的东北和西北,那里自古以来都是他们的活动区域。我们看到唐朝与游牧民族交往的那种深度和广度是汉民族创建的朝代从未有过的,因为统治者的血缘对其基本国策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唐朝皇帝的游牧民族血缘正是唐代开放大气的深层原因。历史上中国人一直在回避唐朝皇帝的血统来源,因为不愿看到大唐盛世与胡人的关系。当我们以此去阅读和思考《旧唐书》的时候,许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一位猎人走过清净的湖泊,他看到鸭子在水中嬉戏,便对站在岸边的青年说:“我对鸭子开三枪,付你多少钱?”“3英镑。”青年爽快地回答。付过钱后猎人便举起手中猎 枪,“砰砰砰”三声,三只鸭子应声倒在水面上。“这下您可吃亏了!”猎人对青年说。“我没吃亏!”青年回答,“鸭子又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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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163.com/11/0718/15/798LU2BL00014AEE.html
  
为什么钱文忠说李世民不是汉人?
  李唐是我国古代汉族统治的巅峰。李渊乃是山西人。而山西自汉起便是汉朝皇帝赐给归顺的匈奴人的地盘。那里有大量的游牧民族聚集。至隋唐时代,鲜卑也在那里盘踞。李渊与当地的鲜卑族公主结婚生下了太宗皇帝——李世民。所以李世民大帝拥有50%的鲜卑血统。而大帝又娶了鲜卑的公主为妻就是初唐时代盛极一时的长孙家族的女子。所以李智拥有75%的鲜卑血统。初唐时代李唐王朝的君主们拥有的外族血统是高于汉族血统的。
  根据《史记-老子传》《汉书-李广传》《唐书-宗谱》。
  颛顼孙女女修嫁给东夷嬴姓为妻,生下皋陶(大业);皋陶娶黄帝部落的女华为妻,生子名伯益(大费);伯益辅佐禹治水成功,娶舜的亲属姚玉女为妻,并佐舜调驯鸟兽。
  尧为炎黄-东夷联盟首领时,皋陶担任理官一职,掌管刑法,他的后代就因袭他的官职命族为理氏。皋陶以正直着称,舜继尧位后,继续受到重用。
  皋陶后裔理征在商朝为官,敢于直谏,得罪了商纣王,受罚而死。理征的妻子陈国契和氏带着儿子理利贞逃往伊侯之墟(今河南西部伊河流域),隐藏在那里,靠采食木子(李树果实)得以活命。于是从理利贞起,改理氏为李氏,以此纪念使理姓保全下来的李子。
  李利贞亦娶陈国契和氏女,生昌祖,昌祖回到姥姥家,成为陈国大夫。昌祖生彤德,彤德曾孙硕宗,被周康王赐采邑于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十里)。到五世孙干(字符果)时,当了周朝的上御史大夫。他娶益寿氏女婴敷,生下李耳(字伯阳,又称老聃),于周平王时任太史。李耳的子孙散居诸国,其中有一个叫李昙的当上了秦国的司徒/御史大夫。
  李昙长子李崇是陇西祖先,李昙幼子李玑是赵郡祖先。
  陇西,陇山之西。陇西郡,秦朝设置,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东北),晋朝徙治襄武(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唐朝废掉陇西郡。
  陇西李氏的始祖李崇,字伯枯,陇西太守、南郑公,生二子:长曰平燕、次曰瑶。李瑶字内德,南郡守、狄道侯,李瑶子李信,字有成,大将军、陇西侯。李信子李超,又名李伉,字仁高,汉大将军、渔阳太守。李超长子李元旷,侍中;李超次子李仲翔,河东太守、征西将军,讨叛羌于素昌,战殁,葬陇西狄道东川,因家焉。李仲翔子李伯考,陇西、河东二郡太守。李伯考长子李尚,成纪令,因居成纪;李伯考次子李向,范阳(河北涿州)房始祖。李尚子李广,西汉飞将军。
  李广长子李当户,李当户的遗腹子李陵是西汉一有争议的人物,史学家司马迁为了李陵的清白被汉武帝阉割。李陵被匈奴俘虏,汉武帝将李陵家族满门抄斩,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人。右贤王把公主嫁给了李陵,封李陵为右校王,并且赐姓拓跋氏。李陵的后人经过了12代之后,又回到故乡陇西成纪来了,并且复了汉姓叫李富,李富在协助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权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太武帝时在与屠各的战斗中死难。李富子李斌继任父职,领兵定居在高平(今宁夏固原)。李斌的儿子李文保虽然早卒,但是李文保的儿子中却有几位十分能干,如李贤、李穆和李远等,备受西魏皇帝的恩宠。例如李贤进爵为河西郡公、河-洮两州总管等;李穆进爵安武郡公;李远是府兵12大将军之一,封阳平公,后来进封柱国大将军。李贤儿子李崇在隋代周的战斗中牺牲,李贤另一个儿子李瑞则战死在北周灭北齐的战场上。李穆初为宇文泰小将,但长寿过人,凭着多年积功,在周末时已位居柱国大将军,手中握有重兵,581年,辅佐汉族杨坚代周建隋。隋末炀帝听信方士的“当有李氏应为天子”这一谶语而尽诛李穆子孙。
  辽东襄平人李弼也是李陵后裔,最初投于尔朱天光麾下,后来跟随贺拔岳,再后来属侯莫陈悦。李弼之弟李丂也是北周大将军。李弼次子李曜之孙就是在隋末枭雄蒲山公李密。
  李广次子李敢,作战勇敢,曾夺得匈奴左贤王的旗鼓,被封为关内侯,代其父为郎中令。不久李敢为报父仇,击伤了大将军卫青。卫青的亲戚骠骑将军霍去病挟隙报复,射死了李敢。李敢长子李禹,字子道;李敢次子李忠,顿丘(河南清丰县)房始祖。
  禹生丞公,河南太守;生先,字敬宗,蜀郡北平太守;生长宗,字伯礼,渔阳丞;生君况,字叔平/子期,博士议郎、太中大夫;生本,字上明,郎中、侍御史。李本长子李次公,字仲居,巴郡太守、西夷校尉;李本次子李恬,渤海(河北南皮县)房始祖也。李次公长子李轨,字子逸,魏临淮太守、司农卿;李次公次子李潜,申公房始祖。
  轨生隆,字彦绪,长安令、积弩将军;生艾,字世绩,晋骁骑将军、魏郡太守;生雍,字杰熙,为晋朝济北、东莞二郡太守。
  李雍长子李伦,丹阳(今河南项城县)房始祖,李伦庶子李盖是安邑(今山西夏县)房始祖。李伦嫡五世孙李文度,为西凉的安定太守,后仕北魏,安家于京兆山北(今属河南省)。李文度生李权,为北魏河、秦二州刺史。李权子李崇义,为北周雍州大中正、五州刺史。李崇义子李诠,隋朝赵郡太守。李诠四世孙李靖,唐太宗时兼资文武、出将入相。李靖堂弟李乾祐,为唐朝刑部尚书;李乾祐子李昭德,为武后相。
  李雍次子李柔,字德远,北地太守。
  李柔子李荅,字季子,前凉张骏天水太守、武卫将军、安西亭侯。李荅子李昶,字仲坚,凉太子侍讲,死得早,李暠是李昶的遗腹子。
  李嵩,字玄盛,西凉武昭王兴圣皇帝,汉朝飞将军李广的十六世孙。
  398年,后凉吕光末年,后凉建康(今张掖西北高台县)太守段业,乘吕氏争夺王位、互相火并的机会,叛吕自立,建立北凉。敦煌太守孟敏投降段业,被任命力沙州刺史。此时李暠担任沙州治下效谷(敦煌东北)县令。不久,孟敏死,李暠任敦煌太守。是年冬,段业的北凉被沮渠蒙逊所夺。400年,李暠拥兵脱离北凉,建立西凉,初定都于敦煌,405年又迁都于酒泉。前秦苻坚建元末年,将江汉人一万多户、中州人七千多户迁至敦煌。后凉内乱,张掖以东人民西奔敦煌、晋昌(今安西县)者数千户。为了安置这些人,李暠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其余一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
  李暠有十子:谭、歆、让、愔、恂、翻、豫、宏、眺、亮。417年,李暠卒,李歆(母尹氏)继王位,李让任敦煌太守,李翻任酒泉太守,李豫任西海太守。420年李歆被北凉沮渠蒙逊杀死,李歆弟李恂继王位。沮渠蒙逊用水攻敦煌,城破后李恂自杀,西凉亡。
  李愔,镇远将军房始祖。李愔曾孙是平凉房始祖。
  李翻的儿子李宝逃亡伊吾(今新疆哈密),臣服于柔然。439年,李宝帮助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掉沮渠无讳(蒙逊之子)北凉,而返回敦煌,被封为镇西大将军,敦煌公。李宝有三子:承、茂、冲。李宝次子李茂,袭封敦煌公,敦煌房始祖;李宝三子李冲,大将军、仆射,仆射房始祖。李宝长子李承,北魏荥阳太守、姑臧侯,姑臧(今武威)房(李商隐所属)始祖。李承生李韶,李韶生李瑾。李瑾长子李蓓之生李蔓容,李蔓容长子李元俭,生工部侍郎李义琛;李蔓容次子李武卿生李元德,李元德唐高宗相李义炎。
  李瑾次子李行之,生李元道。李元道长子李正基生李直,李直生李成裕,李成裕生肃宗、德宗相李揆;李揆弟弟李毖之生李上公,李上公生李景素,李景素生懿宗相李蔚,李蔚长子李涯为礼部侍郎、李蔚次子李洵为福建观察使。
  李元道次子李云将,为尚书右丞,云将生晏,晏生颜,颜生归期,归期生逢吉,李逢吉为唐宪宗相。
  李翻曾孙李成礼,绛郡(今山西新绛县)房始祖。
  李豫,东晋西海太守。李豫曾孙李琰之,自小过继给李冲,时人曰神童,北魏侍中、文简公。534年,李琰之子李纲随魏孝武帝入关,成为武阳/武陵(聊城莘县)房始祖。李纲长子李充节,隋朝时频以行军总管击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国、武阳郡公、拜朔州总管。后来隋朝国公杨素谮李充节谋反,征还京师,上谴怒之。李充节性素刚,遂忧愤而卒。李充节死后仍被定罪,后人被流放青海湖,隋末又辗转流寓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这就是李白的祖先。705年,李白的父亲才搬家回内地,定居于西蜀绵州的昌隆。
  李纲次子李充颖,为北周滑州刺史、流江公,生宣州刺史李义本,李义本生李向秀;李向秀,为武后相,生黄州刺史李俊。
  李歆,字士业,西凉后主,有八子:勖、绍、重耳、弘元、崇明、崇产、崇庸、崇枯。
  李歆第三子李重耳因为西凉亡国,逃奔刘宋,任汝南太守。后北魏攻克豫州,李重耳以汝南地投降北魏,改任弘农(今河南陕县)太守,不久弘农被刘宋大将薛安都(薛仁贵之六世祖)攻陷,又改任北魏豫州刺史。李重耳长期仕魏,越来越鲜卑化,改名为李初古拔。据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考证,“初古拔”在当时是个较常见的胡名,汉人李初古拔因功被赐胡名、进而胡化,这在当时是常见的。
  李重耳的儿子李熙,字孟良,任金门(今河南洛宁县南)镇将,定居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后又迁至赵郡(治今赵县)昭庆县(今隆尧县),从此李氏世居于此。
  李熙的儿子李天赐,字德真,北魏幢主(负责宿卫的武官)。
  李天赐长子李起头,长安侯,李起头之子李达摩是北周羽林监太子洗马、长安县伯;李天赐次子李乞豆,定州刺史房。
  李天赐第三子李虎,字文彬。初随从贺拔岳讨伐元颢(就是南梁将军陈庆之护送入洛的北魏皇族),取胜,李虎因功升宁朔将军、屯骑校尉,后来又跟随贺拔岳入关中平叛,李虎被提拔为参谋长。高欢鼓动关西另一股军事势力侯莫陈悦暗杀了贺拔岳,贺拔岳部队群龙无首,顿成一盘散沙,侯莫陈悦害人心虚,又不摸底,没敢收编。贺拔岳部队在右都督寇洛说服下收拢起来下,驻扎在平凉。李虎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开关中到荆州找贺拔岳的哥哥贺拔胜回来主持大局,但贺拔胜犹豫不决,毕竟荆州也是军事重镇,最后贺拔胜派手下独孤信入关中平凉收编贺拔岳部众。这时另外几股势力也在向平凉进发,准备收编这支部队,一路是北魏孝武帝派遣的使臣元毗,一路是高欢派出的侯景,还有一路是夏州(统万城)刺史、贺拔岳的亲信宇文泰。宇文泰距离近,快到平凉时和侯景碰上了,侯景害怕、随即打道回府了,宇文泰赶到平凉被贺拔岳部队拥立为首领。不久,皇帝使臣元毗将军也到了,只好承认事实,回朝廷复命。独孤信来到平凉,一看发小宇文泰成了接班人,不好再争夺领导权;宇文泰就派独孤信去洛阳面见皇帝。李虎也从荆州赶到了洛阳,皇帝为了抗衡高欢,也借重宇文泰势力,就拜李虎为卫将军派到关中协助宇文泰。接着,皇帝逃往关中,再不久,宇文泰杀孝武帝,改立元宝炬,史称西魏。李虎握有一部分军队,积极参与了宇文泰的政变活动。西魏开国,李虎与宇文泰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人以佐命之功,皆封爵为柱国,号称“八大柱国”。李虎官为太尉,还特蒙西魏皇帝的宠幸,赐姓鲜卑姓大野氏,李氏家族的声望权势至此达到了高峰。李虎先是迁家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宅居城西北,宇文泰常去同州探视。李虎晚年,李氏一家又定居京兆府的三原县(今属陕西)。
  李虎有八子。李虎长子李延伯,生于山东,后李虎入关,李延伯仕北齐为散骑常侍。李虎的其它六个儿子是谯王(真,字长宣)、蔡王(冈同)、毕王(漳)、雍王(绘)、郇王(棉)、大郑孝王(亮)。
  李昺是李虎的第三个儿子,由于大哥仕北齐、二哥战死,所以李昺继承了李虎的陇西郡公的爵位,557 年北周建立后改封为唐国公,任安州(今湖北安陆县)总管、柱国大将军,举家迁居长安。
  隆尧县境内有李熙、天赐、虎、昺的茔墓,和光业寺碑。陵寝造于李唐建政之前,规则均依汉人旧制,而寺碑颂词有“维王桑梓”之语,证明那里就是他们的故乡。李熙及妻张氏皆汉族,李天赐及妻贾氏亦皆汉族,李虎及妻梁氏亦皆汉姓。
  李昺次子梁王澄、李昺三子蜀王湛(渤海王为其后)、李昺四子汉王洪。李昺娶独孤信第四女独孤元贞(杨坚妻独孤伽罗之妹)为妻生长子李渊。
  不包括玄武门事变中被射杀的长子李建成、三子李元吉,李渊共15子,分别是楚王智云、荆王元景、徐王元礼、韩王元嘉、彭王元则、郑王元懿、霍王元轨、虢王凤、道王元庆、邓王元裕、舒王元名、鲁王灵夔、江王元祥、密王元晓、滕王元婴。
  李渊娶妻纥豆陵氏(其父为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纥豆陵毅,其母为周武帝宇文邕之姐襄阳长公主),生次子李世民。
  纥豆陵毅汉名窦毅,是匈奴化的汉人,是东汉窦章之后。东汉末章子亡奔匈奴,为部落大人。襄阳长公主的父亲宇文泰是鲜卑化匈奴人,襄阳长公主的母亲是宇文邕的母亲鲜卑族叱奴(狼)氏?。
  李世民之妻长孙氏(拓跋郁律有两子:老大沙莫雄、老二什翼犍,所以沙莫雄的大儿子拓跋嵩是拓跋郁律的长孙,被赐为“长孙”氏),其祖父为北周左将军鲜卑族长孙凹,其父为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高欢的堂弟高岳的后代高敬德任隋朝扬州刺史,高敬德之子是高士廉,高敬德之女则是长孙氏之母。长孙氏,是唐高宗李治的亲生母亲。
  儒家在魏晋南北朝、唐朝已经衰落,只到宋朝儒家变种理学才兴起。魏晋南北朝时代汉族崇尚法家、兵家、玄学。晋武帝司马炎就曾跟自己的儿媳妇(白痴皇帝司马衷的妃子谢玖清)通奸,生下“皇孙”;李世民杀了哥哥之后,娶年轻漂亮的嫂子总比让她守活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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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李世民不是汉族的请看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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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究竟是汉人还是鲜卑人?李世民是不是汉人(商都网文化频道配图)
  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逼迫父亲退位,当上了皇帝。那么,唐太宗李世民是怎么死的?李世民究竟是汉人还是鲜卑人?它的身世究竟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会有李世民血统的悬案?
  《唐书》记载了一个关于李世民命名的有趣故事:李渊二子即将诞生之时,李渊路遇一书生为其看相,书生惊呼:李渊贵人也,其子也贵,有济世安民之大任。李渊惧,欲杀此人,书生却不见了。归家,二子诞,故起名世民,取济世安民之意。唐太宗李世民的确胜任了济世安民的重任,堪称一代明君贤主。然而他的身世之谜却永远被湮没在简略的正史记载之中。有考古学家根据《步辇图》留下来唐太宗李世民的最早画像推测,一代英明的君主李世民,是鲜卑人的后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人们的议论,李世民是鲜卑人么?
  李世民究竟是汉人还是鲜卑人的分析:
  李世民一家祖籍在今河北省赵县,而李渊生于关陇,自称祖居关陇,是西凉王李皓的后代,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其中,在历史上还有这一段插曲,本来西魏以前以山东地区的李姓一门为望族,这一地区有五大望族姓氏——王、卢、崔、李、郑,其中李姓又是鲜卑族中的一大姓氏。而自西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建国,由此就硬性规定了关陇李姓为望族。有人据此认为李氏一门是破落贵族,还有人说李氏是鲜卑族大野部的姓氏。
  李世民究竟是汉人还是鲜卑人?李世民是不是汉人(商都网文化频道配图)
  唐朝时候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线划分不严格,唐朝之前,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现象广泛存在,如在隋炀帝时,突厥人就曾强制改穿汉装,北魏孝文帝推行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政策,同一个等级的人可以被允许通婚。所以造成了有皇室是少数民族的情况,大臣中也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李世民是鲜卑族的后裔,这也是有可能的。然而这里边有几个疑点:一是李渊一门在此之前到底如何,无法从历史上考究得知;二是李渊自称为西凉王李皓后代,到底是事实如此还是自抬身价?
  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所以李世民和隋炀帝之间还有着姨表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而李渊一方的血统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进行论证。历史上有以下几种说法:赐姓大野部、河南破落李姓、老子李耳的后代等。其中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李世民是受胡人影响比较深的汉族人。现在一般的习惯说法是,唐太宗李世民是各民族的混血儿,民族大融合的产物。然而在进一步的研究却步履维艰,主要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乃一代明君,可以称为帝王的模楷,后世人们想尽可能模糊其民族的概念。
  因此许多学者对考证唐太宗李世民身世问题并不积极。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认为李世民为鲜卑族后裔的观点主要有以下论据:
  李世民究竟是汉人还是鲜卑人?李世民是不是汉人(商都网文化频道配图)
  第一,立武则天为后印证了唐朝的胡俗。唐朝人对肥硕丰腴的女子情有独钟。像杨贵妃的传说、《唐代仕女图》的记载,都证明了唐人有这方面的审美倾向。这与唐的民族融合大有关系,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趋向。在胡人的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有一家的男人共用一妻的故事。在昭君出塞的故事里,王昭君在死了丈夫后就嫁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而在唐朝帝王史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关系尴尬的角色。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乱伦。唐太宗李世民在武氏则天正值其雏女妙龄之际,召其入宫为才人。他死之后,武则天入感业寺做了尼姑。唐高宗即位后,复召武氏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
  几年后,竟做了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期间,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曾力谏唐高宗李治,武则天曾侍先帝,众所共知,但是唐高宗李治根本没有在意。历史上杨贵妃也是一例。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妻子,却被身为公公的唐玄宗讨来做了妃子。这些为李唐王朝大臣们所不齿的关系是不是李氏家族身体里流淌的胡人的血液在作怪呢?
  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唐朝的这种风俗与胡人血统毫无关系。他们认为人性古今都是相同的。并且,在武氏14岁入宫后唐太宗李世民都已经是5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行将就木,唐高宗李治自身也应该明白娶母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他可能因为意志薄弱受了武则天的摆布,也可能是受了美色的诱惑,最终知其不道德而为之,这不能牵强的和胡人的血统联系起来。历朝历代中,乱伦都是一种反道德的行为,决不会为社会所尊奉,决不是唐朝社会赞同这种道德观念,而是这跟个人的道德和意志有关系,是一种个人缺失了德行的表现。还有的学者综合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认为李氏一家是深受胡人习俗影响的汉人后裔,由于在魏晋时期长期与胡人混住,从各方面都沾染了大量的胡人风俗;而且从唐朝女子的穿着以及蹴鞠、骑马打猎的生活来看,当时女性享受了以后历代女子不曾享受的解放;所以对于开放、繁荣、各民族已有了相当程度融合的大唐朝而言,这种乱伦关系不应该算大问题。
  李世民究竟是汉人还是鲜卑人?李世民是不是汉人(商都网文化频道配图)
  第二,从唐太宗的性格来判断他的血统。李世民性格凶残、野心勃勃,为李唐打下天下的战功赫赫,贞观年间,唐太宗平定东突阙,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5年后,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贞观14年,有平定高昌氏,于其弟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晚年时,唐太宗战志尤存,亲征高句丽。唐太宗善骑射,一生过着不倦的戎马生涯。这些都可以作为质疑他的血统问题的证据。在他的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风波莫过于使他得以登上王位的玄武门之变。当时,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军功甚多,超过了太子李建成和其弟李元吉。他们早就心怀嫉妒,结成同伙。定下阴谋,决定在昆明湖畔杀死李世民。李世民对此早有觉察,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月4日黎明,在长安宫的北门玄武门布下了伏兵,射死兄弟李建成、李元吉。3天后,唐高祖李渊便册立秦王世民为太子。
  再过两个月,李世民逼使李渊退居太上皇,自己在颂德殿即帝位。这一段历史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性格凶残、充满野心的唐太宗李世民,与贞观之治中的李世民判若两人。然而有学者中对将玄武门之变作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胡人的依据持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古宫廷皇室的权利之争都是很残酷的,这和他的血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也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己。并且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李世民取代其兄当上皇帝,对唐朝的繁荣和后世中国的繁荣都是有积极推动意义的。李世民是在李家三兄弟中是最具实力的一位,他审时度势,发动玄武门之变,这恰好反映了他是一个真实的政治家。也有的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孔子写《春秋》时,皇室内部争权夺势的事件就屡有发生,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杀父弑兄的事件都有记载,因此这还不能作为佐证李世民是胡人的证据存在。
  李世民究竟是汉人还是鲜卑人?李世民是不是汉人(商都网文化频道配图)
  第三,李世民的唐昭陵独特的墓葬显示了突阙习俗。史书中关于昭陵记载,昭陵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坟墓,有内外两城。外城遗址已难以考证,门内当年建有献殿,存放李世民生前服用器物。北门称为玄武门,又称司马门。原有14个蕃酉的石雕像现在已不知何处,石雕像到底有些什么来历?现在已是无人知晓。但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浮雕还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里。
  昭陵六骏的确是李世民留下的有一个疑点:中国所有帝陵中,为什么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有战马石刻?唐太宗独特的墓葬形式是否真的显示了突阙的习俗?根据《突阙问题研究论文集》上面记载:马是突阙人不可离开的伴侣,平时生活游牧,战时驰骋沙场。在突阙的葬俗中,有一种奇特的祭祀悼念马功劳的习俗,一般有三种仪式。主人死后,随从会骑着马绕着死者墓地转圈,然后把马杀掉或者活埋到坟墓里。无论是突阙贵族,还是一般牧民,死后都要与马共葬,只是数量多少不同。然而李世民的坟墓昭陵至今未被打开,据称也未被盗过,所以里面的陪葬物品到底是些什么现在只是猜测,或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从昭陵里睡着的李世民自己那里得到最真实的答案。
  
李世民和李白是汉人不是胡人!铁证如山,揭穿“历史学家”谎言
  2016-09-21新华书店... 摘自 今日头条阅 316
  上世纪某历史界“民国大师”陈寅恪,好做异论奇说,发千年之新论,相继发明了「李唐皇帝胡族破落户说」「唐朝胡化论」「李白西域胡人说」。
  随着年代推移,该大师的众多徒子徒孙也成了所谓史学界的“权威专家”,替他卖力鼓吹,将他奉若神明。
  陈寅恪:【李渊之先本为鲜卑杂胡,其家世为鲜卑破落户,中国历代皆有汤武革命之举,中原皆以自立为国,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李世民)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陈寅恪:【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李白其人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其父之所以名客者,始由西域之人其姓名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兴贾区域”,至入中国方改李姓也。】——《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从此当了一千多年汉人千古明君、不世英雄的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及其子孙一众大唐皇帝,甚至还有诗仙李白,就莫名其妙被改了户口本,变成了胡人。而这一谬论甚至流毒至今,亦为今天网络上一小撮人长期散布,有些是不识者为人所欺,以讹传讹;有些就不免是曲解历史,别有用心了。
  其目的无非或为摧折华夏民族爱国热情;或为异族王朝如蒙元满清的统治罪恶辩解,才硬要将李世民和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等同,将辉煌灿烂的大唐王朝和黑暗专制的满清王朝等同,才故意搅浑水罢了。
  狐狸小编特撰此文:大唐王朝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王朝,李渊李世民以下大唐诸代皇帝,皆是汉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李白同样也是汉人,请听到“李世民、李白是胡人”之论的朋友切勿上当受骗。以下一一驳斥陈寅恪的种种谬论,正本清源,以明是非:
  唐太宗文武大圣皇帝:李世民。
  其一,辨析李唐皇室的血统。
  毋庸讳言,过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时代,一直都是父权制社会,因此对某个王朝、某个家族、甚至某个具体个人的民族属性判别,按传统观念都是从父不从母,即父系决定论。——道理再简单不过,皇位和家族权利财富的传承皆来自于父系。很多朝代妇女甚至根本没有完整继承权。
  显然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办法套用现代男女平权观念,去替古人纠正其三观。历史就是这样已经发生的事实,主观上可以不愿接受,但其客观确实存在。
  从五胡乱华时代起,许多胡族王朝的皇帝都收纳了汉人后妃,生下皇子继承皇位,如此情形司空见惯,即使特别标榜“旗汉不婚”的满清王朝亦不例外。但这些有汉人血统的皇帝,其自身认同依然是胡族,而非汉人,他们治下的王朝也并没有因此就变成汉人王朝。
  就以满清为例,而即使不举康熙帝玄烨生母佟氏(玄烨即位后改佟佳氏,辽东佟氏有汉人和汉化满人两种争议说法)的例子;嘉庆帝生母魏氏(即《还珠格格》中的令妃娘娘)也是确凿的汉人无疑。然而嘉庆帝并其子孙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帝,仍是满人无疑,无论当时后世,同样没有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会视其为汉人,或认可他们治下的满清因此变成了汉人王朝。
  那么依据同样的标准,既然胡族皇帝并不会因为母系祖先是汉人、就因此被认为汉人;那么汉人皇帝又为什么会因为收纳了胡族后妃,子孙就因此也变成胡人呢?此论岂不是荒天下之大谬?持此论调的逆向民族主义者,能够自圆其说么?
  因此,李唐皇室的母系祖先,如窦氏,独孤氏,长孙氏虽为鲜卑后裔,但唐朝历代皇帝的汉家天子身份根本不用质疑。同样道理,如郑成功父亲是汉人,母亲是日本人,但他仍然是100%的中国人。郑成功开拓台湾,也和日本全无关系。
  此外,根据历史记载,鲜卑人自认是黄帝少子昌意之后,亦有一说是秦始皇时期的逃亡汉人。
  《魏书卷一帝记第一》:“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史记索隐》引东汉应奉上奏汉桓帝书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引以为号。”
  《翰苑集》引《汉名臣奏》云:“鲜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亡塞外。鲜者,少也。卑者,陋也。言其种众少陋也。”
  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人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来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帝国统一了中国北方。汉人冯有成为北魏的摄政太后,开始推行汉化改革;冯有的孙子北魏孝文帝元宏更进一步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尽弃胡族风俗语言服饰,此外,更鼓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评定士族门第,制定汉式官制朝仪,将北方汉人士族大家全面纳入统治中枢。
  北周宣帝死后,杨坚以汉人之身,国丈之尊,执掌北周国政;鲜卑大将尉迟迥不服,据邺城起兵,关东八州皆反;老将军韦孝宽领军东征,未来的隋帝国第一名将杨素亦在军中,一举平之。
  随后杨坚代周称帝,敕令尽弃胡姓,禁绝胡俗,光复汉统。从此自慕容氏灭冉魏入河北起,在北中国叱咤数百年之久的鲜卑人也正式成为了历史名词,彻底融入汉族。
  换言之,从隋朝建立起,这世界上就再没有鲜卑人了。明智如独孤伽罗,成为新帝国的皇后,辅弼隋高祖杨坚开创开皇盛世;顽固抗拒汉化的鲜卑反动派,如尉迟迥及其同党都被直接消灭,成为历史尘埃。是以,即使按所谓血统成分论,杨广也好,李世民也罢,一样都是100%的汉人。
  到了唐初,如皇后长孙氏、大臣长孙无忌、大将尉迟敬德,人家都已经是正儿八经的汉人。换了哪个傻瓜跑去和人家说:「你姓这个姓,明明应该是胡人啊”」,恐怕不死也得去掉半条命,信不信呢?
  当时有影响甚大的著名高僧法琳,积极投身佛道之争,出于抵制道教发展的宗教目的,对李世民胡说“陛下并非老子李耳后人,而是胡人后裔”,被勃然大怒的李世民下狱,以讪谤罔上之罪,死于流放途中。
  可笑时至今日,一些人仍拿法琳和尚的鬼话当论据,四处以讹传讹,无非也是和法琳一般,并非当真针对李世民子孙的血统,而是别有其他用心罢了。
  其二,论所谓“李唐皇室胡俗说”。
  连同“李唐皇室闺门失礼说”,都被上世纪的“民国大师”当成了“李唐皇室胡人说”的重要论据。其实纯系一家之说,想当然耳。
  北魏时期,胡汉通婚极普遍,所谓胡化汉人、汉化胡人都常常混居一起。那么用隋唐皇族与胡姓通婚,或是沾染所谓“胡风”,来认定他们本身一定是出于胡族,岂非自相矛盾?
  唐太宗纳弟妇、唐高宗纳父妾、唐玄宗纳子媳这些事,本是统治者私德;包括唐朝公主相对开放的私生活;其实皆是华夏历朝亘古皆有,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南北朝,稍懂历史的,都知道例子不胜枚举……根本不足以证明是所谓“胡风”影响。会如此认为的,只好说少见多怪。
  还有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吮父乳事,与所谓“胡俗胡礼”更全无关系。
  《史记》:周文王姬昌“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因此被周太王认为“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可见古人对男性多乳症有崇拜,认为是圣人的象征。而《新唐书》:李渊“体有三乳,性宽仁”,亦可看做他作为开国帝王的异象。
  唐高祖神尧皇帝李渊:
  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六月,古人没有空调电扇,即使是皇帝也没辙,李渊乘凉散热,赤露躯体原是常理。其实变相说明他被尉迟恭等人囚禁时的狼狈,堂堂天子竟然连件御袍也来不及披上。
  而李世民同样不待李渊正装,便迫不及待做出这种可以说是肉麻的举动,乃是因为是日政变关键不在玄武门,而在皇宫大内;不在李建成,而在李渊。
  李世民此次成败关键,在于就他以斩首战术挟制了李渊,他老子不是史书和相关影视小说里的窝囊老好人,而是大一统王朝众得天下最速的开国之君。
  英雄一世的李渊,临老居然会千古艰难唯一死,忍下两子惨死、自己被逼宫的奇耻大辱,亦或说出于王朝建立者与家长族长的立场,选择了顾全大局妥协,而不是为帝王尊严去鱼死网破,让李世民省去了一番说服天下的周折与整合中枢的血腥,自然是意外之喜,难怪竟会喜极而泣,抱着李渊肉麻表演一番。
  其三:论所谓“河北胡化说”。
  从初唐起,不断有突厥、契丹、回纥、高句丽、沙陀各部被迁入中原,其部酋为唐政府效力为唐将,中间也确实有过处置不当,后突厥回漠北复国这样的反复。
  然则就总体趋势而言,一直是这些胡部被汉化,胡人被汉人融合,而从来不是相反。即使到唐末才迁入的西突厥沙陀人,经过五代几十年融合后,也彻底泯灭民族意识,和汉人毫无区别了。
  而安史之乱后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
  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和胡人一样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确是不假,所谓“尚攻战而不崇文教”,确是不假。
  但其地域民族认同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一些一知半解之人以为的那样,当真变成了胡人。更不说河朔三镇同样还有大量的汉人士子,一样参拜孔庙,传承六经,参加朝廷科举。
  所谓“民国大师”一生能翻阅到的资料,在今天信息爆炸时代随手可得,因此他们的许多结论,都有时代局限性,并不能盲目迷信。陈寅恪以河北地域重武轻文,便大呼这是”汉人被胡化“之谬论,更是不值一哂,仿佛我汉人天生就该用天灵盖去顶狼牙棒不成?
  对所谓“河北胡化说”,不妨反问,唐朝灭亡后,那些据说是“胡化了河北”的胡人怎么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唐末可没有再出个发布“屠胡令”的冉天王去杀光他们吧?
  后周至北宋都领有河北,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是个常识。
  甚至被契丹割去的幽云十六州,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还是个常识。
  其实唐朝真正缺失根本不在河北,而是因为安史之乱导致河西陇右失陷,虽中途有归义军起义,宣宗复河湟,但很快就是残唐和五代兵乱,中原政权无暇西顾,汉人在当地不占优势,反而被吐蕃强制同化,即令人痛心的“汉人学作胡儿语,反向城头骂汉人”,这也是后来西夏得以成功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河西蕃化”是国力衰落和军事失败所致,和唐皇室的民族血统更加毫不相干。
  其四,唐朝皇室和帝国精英对胡人的态度。
  不要单看那些“胡汉一家”纯为统战需要的朝廷官面文章,从各种细节上,可看出历代李唐皇帝都坚持汉本位思想,对胡人的轻视和警惕是一以贯之的。
  如唐高宗李治之母长孙氏、祖母窦氏、曾祖母独孤氏,在一些血统论者眼里,他大约是个“汉人血统比例很低”的“准鲜卑人”了。而李治对胡人是什么态度呢?
  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门楼,观百戏。乙卯,上谓侍臣曰:“昨登楼,欲以观人情及风谷奢俭,非为声乐。朕闻胡人善为击鞠之戏,尝一观之。昨初升楼,即有群胡击鞠,意谓朕笃好之也。帝王所为,岂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窥望之情,亦因以自诫。”
  李治登楼观看民情,胡人们特意聚在一起踢球,想讨好他。而李治宁可把球烧了,也不给胡人可乘之机,“冀杜胡人窥望之情”。
  唐高宗天皇大帝李治
  攻灭东突厥后,帝国宰相魏征在朝堂议政时公然说“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并举西晋令汉胡杂居中原,“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为前车之鉴。
  李世民虽被诸胡部落尊为“天可汗”,但对胡人亦有清醒认识“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
  大唐是诗的帝国,帝国精英留下了大量以汉喻唐,誓平胡虏的不朽名篇,试举几例:
  《前出塞九首》 杜甫
  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
  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
  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
  《塞下曲》 李白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塞下曲》 卢纶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从军行》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
  《塞上曲》 戴叔伦
  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出塞词》 马戴
  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
  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
  《古从军行》 李颀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军城早秋》 严武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胡无人》 :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
  诗仙李白祖先出处不详,据说生于安西碎叶,因此也被一些津津乐道于道听途说之人,当做了胡人。
  诗仙李白:
  哪怕他写下了杀气腾腾的「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也被视而不见,实在可笑。看陈寅恪胡扯李白是“胡人”的那几条笑掉牙论据,什么“青莲语出自西竺',什么”伯禽小名为明月奴”,居然就得出个“则其人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的结论,这是在侮辱正常人基本智商么?
  唐朝大诗人有胡人血统嫌疑的,元稹确是鲜卑皇族后裔,刘禹锡可能是匈奴后裔,不过唐朝时他们的家族都早已被同化了上百年、几百年。
  所以他们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汉人,华夏本就以文明与认同分,从不单纯以血统论。大唐虽确实从文化高度歧视胡人,不必否认;但祖先是胡人而一心想归化为汉人的,其子孙完全被一视同仁厚待,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开放和大度。
  不算胡人为镇将节帅这些特殊例子,即使要跻身文化精英士大夫阶层也并不难。如宣宗时名相白敏中的祖先白孝德是龟兹王子,安史之乱时从军平乱,为一时名将封昌化郡王。从此在大唐为官。一个家族不过百年数代人,便能担任宰相,并托名为白起后人,再找不到半点胡踪胡影。
  陈寅恪其人,正属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学术权威典型,诛心而论,他大约是自己和王国维等死忠满清的遗老交好,就恨不得将汉人先贤都考证成胡人,以此摧折我民族志气。什么“唐朝不重儒学”便为胡化,更是标准腐儒声口;
  他大概万万想不到,科技发展如此迅速,时代早已进步到不再是他们几个寻章摘句老书虫胡扯,就能垄断知识欺骗大众的地步了。
  而迄今尚有一些人仅仅因为对“民国大师”和“历史学家”的盲目迷信,拾其牙唾,流毒无穷,是做此文以示正听。
  
這些猶雜所宣揚的荒誕論調,無非就是要打擊華人自信心,人數眾多的華人對其而言有文化和數量的威脅。它們無非是想打擊你對國家對民族的認同感,矮化你是非判斷力。以企圖分裂和弱化華夏族群,變華族為類似滿清時的奴隸屬性,以達到其肉食者的食肉 嗜血 剝削 作威作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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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存最早的荷鲁斯之眼——独眼神文物
  【说明】有博友在本博发帖称西安碑林大秦碑上有天照独眼。问之老顽童,言其说甚是。兹取得老顽童授权,将何新未刊札记中关于大秦景教与共济会关系的未定稿文,发布于此。
  【何新札记·关于大秦景教与共济会的秘密信仰】
  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有一通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国宝级文物)。唐建中二年( 781年)番僧景净撰碑文,朝官吕秀岩(有云此人即仙人吕洞宾)书文并题额。碑高 279厘米,宽99厘米。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于陕西。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座记述景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的石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碑额上方可见荷鲁斯之眼,旧说以为”祥云莲花十字“,非是
  [注:关于荷鲁斯之眼:
  荷鲁斯之眼是一个自古埃及时代便流传至今的符号,也是古埃及文化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符号之一。荷鲁斯是埃及诸神中太阳神之一之鹰头神,以神眼运照四方,代表着神明的庇佑与至高无上的神王之权。]
  埃及太阳神荷鲁斯及其神眼
  [注:据资料, 在古埃及语中,荷鲁斯之眼称为“华狄特”(Wedjat,又作瓦吉特、沃婕特),这个读法和古埃及历史最悠久神祇之一眼镜蛇女神华狄特(复仇之神)相同,所以这个符号最早是代表沃婕特的眼睛。沃婕特是代表太阳的神明,这个眼睛意谓是沃婕特无所不见,能察知世间万物的神圣之眼。由于古埃及诸神的复杂关连,因此后来在一些神明上也能见到这种眼睛符号,例如在早期的壁画上便发现这个符号代表着荷鲁斯的母亲(一说是荷鲁斯的妻子)哈索尔(Hathor)的眼睛。最终这颗神圣之眼成为了法老的守护神—-鹰头神荷鲁斯的右眼。有时荷鲁斯之眼的镜像图形便代表着荷鲁斯的左眼,即月亮,或者代表着另一古埃及神托特的眼睛。]
  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此碑于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由来自吐火罗(波斯)的”大秦“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
  大秦,非中国之大秦,而是指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欧洲人所谓拜占庭),并不是意大利那个西罗马帝国。
  《说文》:”景,日光也。““景者,光明广大之义。”顾名思义,景教就是拜光明教。
  景教碑文上方的图纹,是一只眼睛的象征。这只眼睛也就是埃及和古中东地区的景教(光明教)所崇拜的神眼——太阳神荷鲁斯之眼。
  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主要位于亚洲)其国教并非天主教,而是基督教中的希腊正教(东正教)。景教非东正教,而是流行于中东地区小亚细亚、叙利亚、波斯地区的古老光明教与东正教的结合信仰,被西方的天主教廷视作异教的信仰。
  光明教又称祆教、琐罗亚斯德教,亦即摩尼教,宋元以后称为明教。在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即在民间有所流行,元末曾经非常盛行。
  景教起源于中东,西方宗教史有人将其归属于亚述教会,亚述教会被基督教史家认为是原始的基督教会,曾经广布在小亚细亚和中东的、迦勒底(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以及伊拉克以及伊朗。
  但景教不承认耶稣和圣母玛利亚为真神,不承认上帝(圣灵)与圣母和圣子的三位一体,这是其与正统欧洲天主教及耶稣教的根本区别。光明教及光明会作为秘密信仰,在中古时代在欧洲意大利、英国、法国与共济会的秘密信仰相合流。
  [注:景教与东正教有某些共同点,因此模糊意义上被混同于东正教的东方支派,即所谓Nestorius 聂斯脱里异端教派。聂斯脱里被西方部分基督教史家认为是景教的创始人。聂斯脱里教派属于一种基督教异端,实际是光明教在东正教中的变种。聂斯脱里(约386~451年),叙利亚人,早年曾在叙利亚安提阿修道院作修士,428年出任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大主教。他信仰安提阿学派(Antiochene School141Antiochene School)的密宗教义,主张宇宙唯一真神是光明。这个教派否认耶稣的神性,认为耶稣并非基督(救世主)。他相信基督有两个位格,一个是人,一个是神,此即“基督二性二位说”,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受予耶稣的神性,因此反对将她作为神膜拜。
  公元431年,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在以弗所会议(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开,试图调和多个教派信仰的冲突,但在会议上,聂斯脱里的主张被集体认定为异端,其教派亦定作非法,聂斯脱里被革除主教职务,被放逐而客死埃及。]
  明末耶稣会士认为此碑记中的景教来自东正教的聂斯脱里教派。但该教派早在公元5世纪已经被罗马帝国列为异端禁止传播,到公元7-——8世纪反而能在中国大为流行,是不可思议的,景教不可能是东正教中早被禁绝的的聂斯脱里教派。
  在基督教统治时代,光明教是秘密流传的异教,光明会、共济会是其传播的组织形式。共济会的秘密信仰源头并非基督教,而是来自东方被溯源于亚述巴比伦神殿的古老光明教,所以光明教别派称为光明会。
  总之,景教我认为就是来自古老的亚述、巴比伦古光明教,汉唐时期自吐火罗、波斯传入中国,这个古老宗教有诸多支脉及变种,故也被称作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明教。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里,曾试图把古老的东方(亚述、巴比伦、埃及)的光明信仰与基督教信仰相调和,但是未能成功。
  [琐罗亚斯德教(英文:Zoroastrianism),简称琐教,也称拜火教、光明教、摩尼教,是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的远古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也是中亚等地许多民族信仰的宗教。在中国也称为“祆(音:xian)教”——即仙教、炎人教。史學家陈垣(1880-1971)1923年發表《火祅教入中國考》,谓:火教主神“曰天神,曰火神,曰胡天神,皆唐以前之稱。祅字起於隋唐末唐初,北魏南初時無有,魏書康國傳雖有祅字,然魏收書西域傳原佚,後人手持取北史西域傳補之。北史西域傳之康國傳,則又全採自隋書,故與其謂祅字始見於魏書,母寧謂祅字始見於隋唐。祅蓋唐初之新造字也。”
  光明教创始人有以为据说是波斯人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又译查拉图斯特拉,前628年-前551年),出身于米底王国的一个贵族骑士,20岁时弃家隐居,30岁时受到神的启示,改革传统的多神教,创立一神的琐教,但受到传统教祭司的迫害,后迁居大夏,琐罗亚斯德教遂在大夏传播。但实际上,光明教起源远比前7世纪为早,苏美尔时代已经存在。原始的光明教并非琐罗亚斯德首创,他可能只是光明教一位比较有名的传道者。
  亚述、巴比伦的光明教认为“安拉-马兹达”(意为“智慧之主”)是最高主神,是全知全能的宇宙创造者——宇宙的设计师,它具有光明、生命、创造等德行,也是天则、秩序和真理的化身。马兹达创造了物质世界,也创造了火,即“无限的光明”,因此琐教把拜火作为信徒的神圣职责。
  光明教对后来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基督教尚未成为罗马国教之前,罗马国内最为流行的就是光明教教的若干分支。著名的基督教圣人奥古斯丁皈依基督之前,也是光明教的信徒。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里创立的教派也是光明教的分支。
  在萨珊王朝期间(约226—851),光明教被立为波斯国教。光明教亦称摩尼教,摩尼亦先知之名也。
  佛祖释迦牟尼悟道后招收的弟子也有琐教徒。今天的伊朗境内尚保留有琐教寺院,内有长年不灭之圣火。在伊朗和印度孟买一带的帕西人(Parsi)中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宗教史家称其为“世界第五大宗教”。]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
  唐贞观九年(635年)景教(旧说为聂斯脱里派)传教团到达长安。那时,唐太宗命唐朝宰相房玄龄到长安西郊迎接传教团的团长阿罗本(罗宾,Alopen),并召见阿罗本。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使西效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
  这一碑文所记,来自大秦(君士坦丁堡的东方罗马帝国)的是一个正式的国家使团。这个使团绝对不可能是聂斯脱里教派的,因为当时该派早已作为异端被禁。这个景教使团,我窃以为应不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使团,而是来自波斯的光明教使团。
  三年后的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唐朝同意景教在中国传教,由唐朝政府资助在长安义宁坊修建寺院(教堂),当时被称为“波斯寺”(或“波斯经寺”,与波斯有关)。注意这些寺庙所使用的不是大秦而是波斯的名字。
  惟“天寶三年有西士佶和,自大秦國來,蒙玄宗詔賚之隆,命羅含及普論等,共十七司祭之士,同于禁宮頒聖經而行修道之事。當時聖旨勅諭裝餙聖堂,親題牓額,大顯光耀,其恩如山,其澤如海也。”这里的大秦究竟是君士坦丁堡罗马还是波斯,则尚存疑。
  史载自天宝四年(745年)以后,景教的名称由波斯经教、波斯教变为了大秦景教,寺院的通称也由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参见《旧唐书》中大秦寺的记载)。以后唐朝人把景教的寺院和摩尼教、祆教的寺院统称为三夷之寺。
  [大秦寺的名称在正式文件中的使用要在唐天宝四年更名之后,但是,也有人认为745年前传抄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也使用了大秦寺的名称,或许是在正式改名之前,存在大秦寺的名称在非正式场合使用的可能性。]
  唐代有多处大秦寺:长安义宁坊大秦寺,洛阳修养坊大秦寺,灵武大秦寺,五郡大秦寺,盩厔大秦寺,四川成都西门外大秦寺等。
  唐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景教乃与佛教、祆教一起遭到禁绝。随着景教在中国的衰落,中国的大秦寺也遭受了严酷的命运,不过在中国的边疆地区,景教信仰在克烈部、乃蛮部、汪古部、畏兀儿部等蒙古高原和中亚的部落间继续存在着,这些信仰在元代由于朝廷的支持而又一次活跃起来,并在华南的港口城市,如泉州,兴建教堂。但此时教派的名称则与唐朝时的名称已经大为不同。
  所必须强调的是,宋元以后这些在中国以景教名义传播的,并非西方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也不是纯正的东正教,而可能是已经具有东方异端色彩的掺杂有光明教秘义的异端基督教。
  在元代基督教下的光明教被称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即福音 evangelion 的音译)。元代的景教寺称为十字寺,据《元史》记载,有72所,分布在吐鲁番、哈密、伊犁、沙州、兰州、宁夏、太原、济南、扬州、泉州、杭州、福州、重庆、房山、广州、昆明等地。
  由于元朝的灭亡和伊斯兰教、喇嘛教在东亚的普及,景教信仰在明代以后衰落了。以至到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市郊被发现之前,景教几乎已经被中国人完全忘却了。
  【景教碑的发现】
  大秦景教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或说就是仙人吕洞宾)作书并题额。碑文颂扬的最高真主是“三一妙身、無元眞主阿羅訶”,此神来源不明,或即埃及太阳神阿拉(?)。
  景教碑文中又有云:
  “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所谓”景日者,即光大之日(太阳)也“(旧耶稣教士注)。
  景教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颂文,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波斯?)古文字。
  景教碑在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明清时代来华传教士得知后,争相为其制作拓片,并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遂把碑秘藏保护起来。
  第一个看到景教碑的外国人是法籍教士、后来享有盛名的汉学家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他在利玛窦死后数年来华,用拉丁文编辑利氏日记,于1615年出版,轰动一时。金尼阁于1625年10月就匆匆赶到西安金胜寺,去研究碑上的记录。
  1628年,葡籍教士曾德昭 (Alvare de Semedo)年来到西安,对景教碑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考证,又把碑文译成葡萄牙文在欧洲发表。通过他的译介,整个欧洲掀起了一阵轰动。短短十数年间,景教碑在西方宗教界及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旋风。
  景教碑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于1799年在埃及发现的“罗塞塔碑” (Rosetta Stone)、巴黎卢浮宫收藏,1868年在死海发现的“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和墨西哥国家博物馆收藏,在南美发现的古代亚阿兹特克族的“授时石碑”(Aztec Calendar Stone)并称“世界四大名碑”。四块奇石之中,以景教碑保存最好,堪称“石中之王”(the stone of stones)。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年)武林韩泰华重造碑亭,但不久因战乱碑寺被焚毁,碑石暴呈荒郊。
  西方一些人主张将此重要的景教文物运往欧洲保管。1891年德国公使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总理衙门汇出100两银子,但到陕西时只剩下5两,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盖。
  20世纪初,丹麦共济会员傅里茨·荷乐模(Fritz Halms)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方药雨透露于罗振玉,罗氏立刻转告时任学部尚书荣协揆,乃通令陕西巡抚制止此事。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姆协商,最后荷乐模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荷乐模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
  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安置。何尔谟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其中一复制模版现展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地下室。
  这块石碑上说: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吐火罗)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
  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点】
  有两种说法,盩厔说和长安说:
  盩厔出土说:日本汉学家佐伯好郎考证在盩厔,根据苏轼《南山记行》诗:“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此外,毛尔(Moule)、冯承钧与向达都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盩厔说。
  伯希和、徐光启、李之藻、桑原骘藏、石田干之助等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西安府金胜寺。
  1928年向达到盩厔、楼观考察,在楼观西五里处发现大秦寺遗迹。寺内有《五峰丘木山大秦禅寺铸钟铭》:“……唐太宗敕赐丞相魏徵大将尉迟恭起盖监修……”[5]佐伯好郎认为吕秀岩可能就是吕洞宾,见《救劫证道经咒》。
  一说出土于1625年。今学界认为出土时间为1623年至1625年间。
  参考文献
  ^ 罗振玉著《俑庐日札》甲戌重订本。
  ^ 朱谦之著《中国景教》96-97页 人民出版社 1993 ISBN 7-01-002626-2.
  ^ 朱谦之著《中国景教》79页
  ^ 朱谦之著《中国景教》79页
  ^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附录二盩厔大秦寺略记 》105-111页 ISBN 7-5434-4327-X
  Keevak, Michael, The Story of a Stele: China's Nestorian Monument and Its Reception in the West, 1625-1916. 2008,ISBN 9622098959
  Kircher, Athansius,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à profanis, … (Монументы Китая: как священные, так и мирские…), Вена. 1667:7-28
  Henri Havret, Le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 Части 1-3 (1895, 1897, 1902).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всех частей есть на archive.org.
  Carus, Paul; Wylie, Alexander; Holm, Frits, The Nestorian Monument: An Ancient Recor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xpedition of Frits V. Holm...,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09
  Holm, Frits, My Nestorian Adventure in China: A Popular Account of the Holm-Nestorian Expedition to Sian-Fu and Its Results, Volume 6 of Georgias reprint series, Gorgias Press LLC. 2001, ISBN 0971309760.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utchinson  Co, London,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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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
  何新句读并评注
  【何新按】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制作于晚唐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初四日,立碑人乃波斯景教教士伊斯(Yazdhozid)。碑文由波斯景教教士景净撰作,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或曰此人即吕洞宾)书写并题额。碑立于陕西周至之大秦寺(大秦寺位于中国西安周至县城东南20公里的终南山北麓,距古城西安70余公里)。据《宗教百科全书》记载,该碑于明天启三年(1623)出土于周至大秦寺,因丹麦人(共济会员)荷尔姆(Frits Holm)欲盗碑之故,该碑后被当地人保护藏匿,今移入西安碑林博物馆。
  《大秦景教碑》螭首龟座,通高3.60米,楷书碑文,共1780多字,内有古叙利亚文89行。该碑记述了景教入华的一段秘史和传教事迹,赞颂了唐太宗等六朝皇帝对景教的礼遇,此碑被誉为“世界四大名碑”之首。(世界四大名碑记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罗赛塔双语碑》、《希伯来文碑》和《授时碑》。
  )
  此碑实关系中西交通及宗教交流至为重要之史事。夫景教,晚明在华之耶稣会士以为即天主教之所谓聂斯托里教派。今人(向达、朱谦之等)包括诸《百科》及《辞海》则咸以为即基督教下教派。余则窃疑前人所说非是。按景教非前人所说之基督教,乃即古波斯之光明教也,景教与光明会、共济会、摩尼教以及明教之秘密组织及信仰有复杂密切之关系。
  此碑前未见标点本,仅见明末入华之葡萄牙天主教耶稣会士阳玛诺之诠注本(1644年诠注)。盖明末耶稣会士欲传播天主教义,乃将波斯及大秦(君士坦丁堡之东方罗马)景教诠释为天主教之分支,所谓聂斯托里教派者。而余则发现此说实谬也。
  [ 何按: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西名埃曼努埃尔·迪亚斯,葡萄牙耶稣会士,精于历算、物理及天文学。1601年在果阿完成学业后,到澳门传授神学六年。1611年(明万历39年)来广东韶州传教,为当地人所逐。1621年被派到北京,曾到过南京、松江等地。1644年诠注景教碑。1659年死于杭州。最早向中国介绍伽利略望远镜和伽利略的天文发现。1615年在北京刊印《天问略》,该书通过问答形式,阐明月相和交食原理、节气、昼夜和太阳运动,并突出阐述了用伽利略望远镜所发现的木星的四颗卫星、月球表面、金星盈亏、太阳黑子及银河带的星体结构等。著有《天学举要》、《舆图汇集)等书。]
  按景教碑中,记波斯景教之至上神名“无元真主阿罗诃”,与天主教之上帝耶和华断然不同。文中又曰有神乃“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者——所谓“景尊”即光明之神,“弥施诃”即景教、明教及佛教之救世主弥勒菩萨,是并不以耶稣而以阳神“景尊”为救世主。
  且文中多见赞颂太阳之文句,若谓:“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於是乎既济”云云。
  盖所谓景日、明宫,皆歌颂乎太阳神也。此数事皆可证景教实乃即古波斯国之国教光明教(亦称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或摩尼教即明教)也。
  余为研究共济会信仰之本源,乃追溯及于此碑。兹不揣浅陋,略为句读,使能通读。容有舛误,则幸盼贤者赐教也。是为叙。何新壬辰辛亥记于京华。
  景教流行中国碑颂
  大秦寺僧景淨 述
  [大秦一名始出《后汉书·西域传》: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犁鞬,别作犁坚,犁轩等异文。其地乃指君士坦丁堡之东方罗马城也。多数中国学者不知道世界历史中存在两个对立而不同但罗马城,一为意大利半岛之罗马,西罗马。一为土耳其半岛小亚细亚之“新罗马”,即东方罗马。《后汉书》所记之大秦,即此罗马及其周边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伊拉克等近东地区的泛泛称呼也。
  《后汉书·西域传》记:
  “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按:指城邦元首之元老院选举制)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
  【以下为碑文正文】
  粤若:
  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
  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
  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
  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天)元真主阿罗诃。
  [何按:所谓“三一妙身、无(天)元真主阿罗诃”,乃景教之至尊神 。阿罗诃其原名之初义及来源待考。但阿罗诃绝非天主教之上帝耶和华也,而与佛语阿罗汉音近。宋普润法云《翻译名义集》引《观经》疏云:“天竺三名相近,阿罗诃,翻应供;阿罗汉,翻无生;阿卢汉,翻杀贼。”(《佛学词典》)查佛典,净土宗有阿罗訶帝,号大觉王。“秦(语)云应供。《大论》云:应受一切天地众生供养。““阿罗诃帝是梵语,译为应供,就是应该受人天的供养。”则在佛教中,阿罗诃也是至尊天神之号也。仅此一名,已可证前人以波斯景教为天主教、基督教之极端谬误也。]
  欤判十字,以定四方。
  [何按:十字图纹标志是多种文化最古老的神秘符号之一,其最初意义代表太阳。如巴比伦太阳神,通常以十字与外接圆组成太阳轮。另外十字架也象征生命之树,或是一种生殖符号,竖线象征男性,横线象征女性。在中国古铜镜中,十字也代表东南西北的四方位指向。十字图纹出现在西亚、小亚细亚、中国远古文明以及墨西哥、秘鲁。在中美洲,十字纹指四种风。(可参看何新《诸神的起源》第一章)
  十字架很早就和基督教有着联系,后来因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乃成为基督殉难的象征。但十字图纹则并非基督教独家所有之标志耳。]
  景教碑上铭刻的安卡—特普特式样十字架
  (吸收埃及及诺斯替密教教义形成的异教风格十字架)
  耶路撒冷十字架 / 新特普特十字架
  呈“╋”形,4个角又各有1个小十字架环绕正中的十字架“╋”,象征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向大地的四极。
  东正教会使用的十字架,源自最初的科普特十字架。
  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
  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
  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
  洎乎娑殚施妄,钿饰纯精。
  閒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内。
  [何按:耶稣教士阳玛诺注谓:“洎,及也,娑殫者,邪魔本稱,譯言讐也。鈿飾,粧點之意。閒字古書與間字同用,謂間隔也。”按后说不确,閒,广阔也。隙,裂缝也。冥,莫也。]
  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竞织法罗。
  [阳玛诺疏:“言異教之衆,爭立門戶,若人悉力織網羅禽也。斯晰世人明悟之傷,迷惑之至,葢教之眞,路之正,必有一而無二。柰何世人順從多岐,繇是其種愈久而愈紛矣。”说近是。]
  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
  [何按:沦,乱也。]
  或祷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
  智虑营营,恩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
  积昧亡途,久迷休复。
  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
  [何按:弥施诃即弥赛亚别语。弥赛亚,指救世主,即景教之明王菩萨弥勒,佛教之弥勒佛。明清时代天主教耶稣会士汉译作默西亚。(查字典:希伯莱语:;亚拉姆语:;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汉译作麦西哈,景教译弥施诃)。宗教术语,意指受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主。
  弥勒与弥赛亚(Messiah)的音义相似。弥勒的梵文Maitreya字根源自梵文Maitrī,意为慈爱。玄奘到印度见到梵文原本,译为梅呾利耶。在玄奘之前,后汉及三国时期的早期译经家,见到的佛经是吐火罗文的Metrak,故译为弥勒。现代学者从语言学分析起步展开联想,认为弥勒可能与在中亚流行的密特拉(Mitra)神和印度的密多罗(Mitra)神有关。
  基督教主张“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耶稣的出现,应验了许多旧约圣经中的预言”。而景教、犹太教、共济会信徒则不承认耶稣为救世主,并仍然期待他们心中别有的弥赛亚来临。一些被指为异端的教派,其创办人也常以弥赛亚自居。]
  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於大秦,景宿告祥。
  波斯睹耀以来贡,圆二十四圣有说之旧法。
  [何按:耀者,耀灵,亦为火神及太阳神之名号。]
  理家国於大猷,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
  制八境之度,鍊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
  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
  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於是乎既济。
  [何按:景日即明亮之太阳。明宫即明堂,太阳所居神宫也。]
  能事斯毕,亭午升真。
  经留二十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关。
  法浴水涤,去浮华而洁虚白。
  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
  [何按:四照者,东西南北四方之太阳明照也。]
  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
  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
  不畜臧获,均贵贱於人。不聚货财,示罄遗於我。
  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
  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
  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
  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
  贞观九祀,至於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
  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
  随方设教,密济群生。
  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
  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
  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所司即於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宗周德[〦(亡)],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
  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
  圣迹腾祥,永辉法界。
  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何按:即红海),
  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
  其土出火綄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
  [何按:珊瑚海,紅海也。
  返魂香,或曰龙涎香也,即抹香鲸鲸脂。《台湾府志》:止心痛,助精气。《纲目拾遗》:活血,益精髓,助阳道,通利血脉。《药材学》:治咳喘气逆,神昏气闷,心腹诸痛。
  又或曰乃沉香,沉香木樹脂也。極香,油能療傷,使瘡速合無痕。本名巴爾撒木香。人受重傷者,用此療之,槩得大效。謂返魂者,甚言其效之速,以美其名。
  沉香,又名沉水香、燕口香、蓬莱香、密香、芝兰香、青桂香等(以上为文献名)。来自瑞香科植物沉香(Aquilaria agal- lochaRoxb)的含树脂的心材及树脂凝结物。主产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伊朗、泰国等地。《本草新编》:“沉香,味辛,气微温,阳也,无毒。入命门。补相火,抑阴助阳,养诸气,通天彻地,治吐泻,引龙雷之火下藏肾宫,安呕逆之气,上通于心脏,乃心肾交接之妙品。又温而不热,可常用以益阳者也。”
  火烷布,石棉也,耐火烧。夜光璧,荧光石。]
  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
  土宇广濶,文物昌明。
  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润色真宗。
  而於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
  [何按:大法主,即大法师,大主教也。]
  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口)圣历年,释子用壮。
  腾口於东周,先天末(口)。
  下士大笑,讪谤於西镐。
  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
  共振玄网,俱维绝纽。
  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
  法栋暂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
  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
  赐绢百匹,奉庆睿图。
  龙髯虽远,弓剑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
  [何按:龍髯弓劍,紀黃帝昇天事也。]
  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
  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於兴庆宫修功德。
  於是天题寺牓,额戴龙书。
  宝装璀翠,灼烁丹霞。睿扎宏空,腾凌激曰。
  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
  道无不可,所可可名。圣无不作,所作可述。
  肃宗文明皇帝,於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
  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
  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
  每於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
  且乾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亭毒。
  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
  化通玄理,祝无愧心。
  至於方大而虚,专静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
  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阶渐也。
  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殁能乐。
  念生响应,情发目诚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
  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
  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
  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帐。
  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於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
  虽见亲於卧内,不自异於行间。
  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於家。
  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
  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
  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
  餧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
  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
  清节达娑,未闻斯美。
  白衣景士,今见其人。
  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词曰:  
  真主无元,湛寂常然。
  权舆匠化,起地立天。
  分身出代,救度无边。
  日升暗灭,咸证真玄。
  赫赫文皇,道冠前王。
  乘时拨乱,乾廓坤张。
  明明景教,言归我唐。
  翻经建寺,存殁舟航。
  百福偕作,万邦之康。
  高宗纂祖,更筑精宇。
  和宫敞朗,遍满中土。
  真道宣明,式封法主。
  人有乐康,物无灾苦。
  玄宗启圣,克修真正。
  御牓扬辉,天书蔚映。
  皇图璀璨,率土高敬。
  庶绩咸熙,人赖其庆。
  肃宗来复,天威引驾。
  圣日舒晶。祥风扫夜。
  祚归皇室,祅氛永谢。
  止沸定尘,造我区夏。
  代宗孝义,德合天地。
  开贷生成,物资美利。
  香以报功,仁以作施。
  暘谷来威,月窟毕萃,建中统极。
  (以上碑文正文完)
  
全文请百度 共济会与中国近代史
  一.近代史影影绰绰的共济会员:你不知道的民国人物背后如果近代史的中国是一个布置在东方的巨型大舞台,舞台上影影绰绰的人物的前因后果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而放在整个世界背景来看,发生在中国的一切现在渐渐一目了然。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著名人物的不为人知的一面,重新对历史认识一番。要点一:善于隐形,无害草食动物。(就像很早以前,对于世界的动荡和不公,我们骂上帝,怀疑人性,骂政府共党,骂帝国霸权主义,骂美国总统,但是我们绝不会一切根子在“慈善”,“富有”,“恪守商业道德楷模”的银行家身上。要点二,只有站在共济会阴谋论的层次上来看,你才能超脱一般的是非辨认,看到这些人的可疑和阴暗之处。按照光明会二战战略的路线,这些共济会员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A、打着各种旗号活动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的外国共济会员。B、留洋-苏联-共产主义组织-共济会员。C、留洋-日本-共济会员或情报员间谍。D、留美-共济会员。共济会是一个比政党更紧密,牢靠的秘密组织。所以光明会热衷于一直被扶持和发展。从红色方面来说,无论是犹太人马克思开创了主义,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都充满了犹太的手。而资产阶级革命方面,贴体到孙中山的保镖,物资的扶持,思想学说都是犹太亲手过问的。整个历史基本是由犹太人控制的。至少从唐朝以来,中国人一直被洋人操纵,自相残杀,这种血腥的命运始终没有被意识到,也极少有人尝试破解。至少从唐朝以来,中国人一直被洋人操纵,自相残杀,这种血腥的命运始终没有被意识到,也极少有人尝试破解。至少从唐朝以来,中国人一直被洋人操纵,自相残杀,这种血腥的命运始终没有被意识到,也极少有人尝试破解。
  
作者:严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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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考古学者晁华山在确认了大量摩尼教洞窟后特地致函金庸,说《倚天屠龙记》中对摩尼教教义的阐述和许多教规、习惯的描写,真是难得的准确。
  摩尼教亦即明教(杨宪益先生反对此说,认为明教与摩尼教无关,而是婆罗门教在中土唐代以后的名称,详见《译余偶拾》)。《倚天屠龙记》有言及明教与明朝国号的渊源之处,颇引人注目:“其后朱元璋虽起异心,迭施奸谋而登帝位,但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是以国号不得不称一个‘明’字。”“朱元璋登基之后,反下令严禁明教,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尽加杀戮。”
  明朝国号承自明教,是吴晗的创见。金庸很可能参考过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载《读史劄记》)。在这篇长文中,吴晗说:“至‘大明’之国号,则私见以为出于韩氏父子之‘明王’,明王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经》。《大小明王出世经》为明教经典,明之国号实出于明教。”“第以其部曲多红军,为笼络宋主旧部、徐陈降将,为迎合民心,均不能放弃‘明王出世’之说。建大明为国号,一以示其承小明王而起,一以宣示‘明王’已出世,使后来者无所藉口。”“然‘明王出世’‘弥勒降生’均含有革命意义,明暗对立,互为消长,而终克于明。弥勒则有三十次入世之说。使此说此教仍继续流传,则后来者人人可自命为明王,为弥勒,取明而代之,如明太祖之于宋小明王。……洪武元年……诏禁白莲社及明尊教。”
  《明教与大明帝国》是写《倚天屠龙记》的重要参考资料,还有蛛丝马迹可寻。《倚天屠龙记》第975页引了一篇南宋王居正的奏章,“臣闻事魔者”一句之前有所节略,张无忌读了一半时说:“那王居正虽然仇视本教,却也知本教教众节俭朴实,相亲相爱。”参之以《明教与大明帝国》所引,不仅同样略去了那一部分文字,吴晗所论“明教互助合作之精神,淳朴节俭之生活,虽其抨击者亦赞叹言之”,竟也与张无忌之语意完全吻合,这难道是巧合吗?
  《明教与大明帝国》写于1940年末,刊于《清华学报》十三卷一期,后被编入《读史劄记》于1956年出版。此时及稍后数年,金庸尚在香港的“左派阵营”之内,见到此书或许即在其间。当然,以其嗜史之深,稍后觅得亦是常事。
  然而,70年代末以来,这一几成定论的观点受到了质疑。有学者认为“明王”源出佛教,与明教主神“明使”无关,“明王出世”之说系指孔雀明王;领导元末起义的白莲教“三世佛”教义与明教“二宗三际”教义的比附纯属附会,且二教融合缺乏客观可能性(详见《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
  不过,元末本的《推背图》第一幅就是一人手持日月,《鸡肋编》卷上说“事魔食菜”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闽书》卷七说摩尼教徒“朝拜日,夕拜月”,可见日月是明教的象征,这又怎么解释呢?
  按:明教、明朝、洪门、反清复明、同盟会、辛亥革命、国民党以及现代华人社团政党有着复杂的联系。
  明教本出于拜光明教,其秘密组织即早期在中东地区犹太人中秘密传教的共济会。共济会后来作为异教传播欧洲。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貌似佛教的分支传播中国。
  明教(拜光明教)与明朝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老何认为:
  中世纪的犹太共济会,事实上的确与元末在中国民间流行的摩尼教和明教(发源于古代西亚地区的光明教,影响及于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光明会)有关。
  而“大明”王朝的建立以及推翻元帝国的红巾军,也都与明教和摩尼教——以及与其有关联的欧洲共济会有神秘复杂的互动和关系。
  共济会也与明清民国时代的洪门会党和兄弟会有关。实际上,金庸的某些新武侠作品中关于江湖秘密帮派的描写,显示出与共济会传闻有关的某些依稀影子和轮廓。(从一些论著看,金庸与南怀瑾都显然是了解神秘组织共济会之存在的,但是他们没有胆量公开谈论。)   金庸笔下的明教及其历史的真实
  2008-07-23 08:15:52|分类: 探索发现 |举报|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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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教本来只是少数学者所注意的一个古代外来宗`教,这个宗`教如今也已湮灭,然而,自本世纪七十年代,金庸大师把其引入《倚天屠龙记》,明教这个默默无闻的教派便引起了千万读者的无比兴趣,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无疑,金庸氏写这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时,确曾研读过有关明教的一些传统学术著作,也曾参考过与明教有涉的其他一些民间秘密宗`教的史籍,并利用其中一些资料作为其小说的素材。因此,在金庸的这部著名小说中,其所描述的明教徒及其活动状况,不无历史的真实背影。但是,武侠小说到底是武侠小说,其毕竟不是历史著作,金庸笔下的明教与历史上真实的明教当然也有距离。
  一.明教的起源
  明教究竟是一个甚么教派?在小说的第二十五章《举火燎天何煌煌》中,借主人翁之口有一个比较正式的介绍。书中称杨逍案头有一本《明教流传中土记》:张无忌翻开书来,但见小楷恭录,事事旁徵博引,书中载得明白:明教源出波斯,本名摩尼教,於唐武后延载元年传入中土。其时波斯人拂多诞持明教《二宗经》来朝,中国人始习此教经典。唐大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长安洛阳建明教寺院“大云光明寺”,此后太原、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重镇,均建有大云光明寺。至会昌三年,朝廷下令杀明教徒,明教势力大衰。自此之后,明教便成为犯禁的秘密教会,历朝均受官府摧残。明教为图生存,行事不免诡秘,终於摩尼教这个“摩”字,被人改为“魔”字,世人遂称之为魔教。
  对明教的这段论述,大体根据传统的学术资料,不过由於金庸撰写该书系於七十年代,故不可能接触八十年代学者对该教研究的著作。历史上真实的摩尼教,为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立(图一)。其教义吸收了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ticism)、琐罗亚斯德教等多种宗`教的成分,而以“二宗三际论”为其出发点。二宗,谓光明和黑暗,即善和恶;三际谓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摩尼认为,在未有天地之前,存在著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光明王国充满善美,而黑暗王国则尽是丑恶,两者断然分开,互不干扰。后来由於黑暗侵入光明,引起光明和黑暗的大战遂进入中际时期。在中际,光明和黑暗相混合,天地和人类是这种混合的产物。摩尼的创立正是为了超度人类的灵魂,使之早日摆脱黑暗的纠缠,重新回归光明王国。
  摩尼认为,世界的末日终将到来,那时地球将毁灭,光明和黑暗又将截然分开,回复到初际的情景,这亦就是后际。因其教阐明宗,用除暗惑,故在中国又被称为明教。但明教这一称谓并非自始就有,宋、元、明三代的文献,确实把这一教派称为明教,而在唐代的文献则还找不到确凿的资料,足以证明唐人把摩尼教也称为明教。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摩尼教是以其创立者摩尼之名字命名,初入中国时,自然也就照名音译,但时长日久,该教逐渐华化,为中国平民百姓所接受。人们对其称呼,也就取其崇尚光明之教义,称为明教,而少用音译的名字。
  二.明教的传入中国
  根据摩尼教史,该教刚一创立,即在波斯帝国。时处萨珊王朝时代,境内广为传播,并迅速进入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中亚一带。同时,由中亚传统所谓丝绸之路,入传中国内地。以往学术界多认为,摩尼教始人中国的时间,是在唐武则天延载元年,即公元六九四年。因有宋代文献《佛祖统纪》作依据。该书云在这一年,有位波斯的摩尼高僧带著一部名为《二宗经》的经典朝觐武后。不过,近年一些学者根据××,尤其是摩尼教传播的规律,结合古文献上的一些记录,认为在武后之前,摩尼教便已在中国传开了。
  从有关的史料看,摩尼教在武后时期得到优容,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仍处於合法地位。但到了开元二十年便遭到禁止,朝廷认为该教并非名门正派,妄称佛教,欺骗百姓,故不准中国民众信奉,只许在西域人中自行流传。
  但时来运转,到了安史之乱后,摩尼教却在中国盛行一时。缘因唐肃宗宝应元年(762)为平史朝义之叛,借助了居於蒙古地区的回鹘宗`教,而当时回鹘牟羽可汗带兵进入洛阳,接触了驻锡洛阳的西胡摩尼教师,受其感化而改宗摩尼教,并把该教定为国教,命令举国上下一律奉行。由是摩尼教借助回鹘的势力,在中国横行直走。朝廷摄於回鹘的要求,自大历三年(768年)至元和二年(807)先后允许在京师、荆州、扬州、洪州、越州、河南府、太原府等地建置摩尼寺,称大云光明寺。从大历三年直到唐武宗会昌初元,约七十余年间,是为摩尼教在中国最风光的时期。其时摩尼教在入传中国的诸多外来宗`教中,其势力之盛仅次於佛教,居於著名的三夷教,即摩尼教、景教、祆教之首。
  好景不常。会昌初元,回鹘被另一称为黠戛斯的游牧部落所击败,国破西迁到甘肃新疆一带,无力支持其在中国内地的摩尼教徒。於是,以反外来宗`教而名著史册的唐武宗便放手迫害摩尼教了。会昌三年(843)唐武宗连颁敕令,禁止摩尼教在华传播。这些敕令包括驱逐西域摩尼教僧侣,没收摩尼教寺庙及其中的财产,销毁摩尼教经典画像等。在这次迫害运动中,确有不少僧侣因遭受虐待而致死。
  然从文献看,并未见有格杀僧侣之明令,但无论如何,摩尼教经此会昌一役,严重受挫,其残存於中国内地的教徒,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都不能公开从事宗`教活动了。在组织上,更不能与西域摩尼教总部发生联系,只能在中土自生自灭。
  三.唐之后摩尼教的分化
  由於摩尼教失去与西域总部的联系,又处非法地位,故多各自为政,难有统一的组织。根据唐之后的史料,摩尼教尽管遭受致命打击,但其经书画像尚存,民间还自行传习。不过,对官府的迫害显然心有余悸,所以多加变通掩饰。知识阶层信奉其教者,多崇尚该教之自律苦行精神,站在儒释道之角度,吸收该教的合理成分,自成其一宗。这些知识教徒效法佛寺道观,陆续建立了一些明教寺院,隐居其中,自我修持,坐而论道。这些寺院,最著名的有建於宋初或五代,位於浙江的崇寿宫。该宫今已不存,但建於元代,位於福建泉州市晋江县华表山麓的草庵,则尚完好保存著。里边还有教主摩尼的摩崖石刻浮雕像。就迄今世界考古的发现,草庵是当今世界保存下来的唯一摩尼教寺。
  唐代之后摩尼教寺院的资料,近年学界续有新的发现。但知识教徒毕竟是少数,摩尼教寺院即使仍有新的发现,也必屈指可数,不可能有很多,广大民众之信奉摩尼教,则多是希望能借助这一信仰和其组织,解脱自己苦难的现实,故多采用秘密结社的形式。宋代农民运动中,特别是在江浙和福建一带,反抗官府的农民所参加的诸多秘密会社中,不少都吸收或渗透了摩尼教的成分。而在元代,也就是《倚天屠龙记》故事发生的时代,无论是寺院式的明教,抑或秘密结社式的明教,都相当蓬勃。
  四.明教与食菜事魔
  在金庸的小说里,明教与食菜事魔是划等号的。金庸这样划,并非他自己杜撰,因为以往学术界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但自七十年代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已逐步推翻了这一观点。
  学者们的研究证明,食菜即是素食。许多民间教派都有这一戒律,而事魔,则是敌方人士对这些教派的贬称,言其事奉妖魔。统治者把所有素食的民间秘密结社都指斥为吃菜事魔,所以在官方的条令中,被指为食菜事魔的,可能是明教徒,也可能是其他宗派的信徒。像方腊这个著名的农民领袖,也曾被斥为食菜事魔,故以往总认为他就是明教徒。金庸的书也是这样说。但近年学者研究的结果,证明方腊与明教实为风马牛不相及。
  五.明教与明朝
  金庸在书的最末一章终结全书的故事时,写道:
  自此中原英雄倾心归附明教,张无忌号令到处,无不凛遵。明教数百年来,一直为人所不齿,被目为妖魔淫邪,经此一番天翻地覆的大变,竟成为中原群雄之首,克成大汉子孙中兴的大业。其后朱元璋虽起异心,迭施奸谋而登帝位,但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是以国号不得不称一个“明”字。明朝自洪武元年戊申至崇祯十七年甲申,二百七十七年的天下,均从明教而来。
  此间,张无忌系小说人物,而朱元璋则是确有其人的历史人物。小说中把朱元璋一伙说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中人打下的,故其国号不得不称一个“明”字。金庸的这一说法,当源自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吴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过一篇很出名的文章《明教与大明帝国》,其中就认为明朝与明教有著密切的关系。但从近年学者的研究结果看来,与其说朱元璋一伙是明教徒,不如说其与白莲教等其他秘密教派更有密切关系。较为折衷的观点是:宗`教的教义礼仪都是互相渗杂,互相吸收的,民间宗`教更是如此。与朱元璋一道反元的起义各教派,不无吸收明教的某些教义礼俗,其中也有自命为明教者。但如果说朱元璋便是明教徒,大明帝国是明教徒打出来的,明朝国号源自明教,这尚缺乏足够的证据,多为望文生义。
  六.中土明教与波斯总教
  尽管金庸所写的明教是元末的明教,但在小说中还是和波斯总教发生了抗争。波斯总教派了流云使、妙风使和辉月使持圣火令,到中土缉拿叛教者金花婆婆,并声称,此后中土明教悉奉波斯总教号令。(事见第二十九章《四女同舟何所望》)
  历史上,中土明教与波斯总教究竟存在著甚么关系呢?
  根据研究,在唐代中国传播的摩尼教,并不是直接来自波斯的摩尼教总部,而是来自独立的中亚摩尼教团。这个教团的祖师爷是教主摩尼的高足阿莫大师。阿莫是安息人,通晓安息语文,即帕提亚语。又与东方的诸多王公颇有交情,其手下且有一批得力随员。他们或精通教义,或谙於中亚各种语文,或擅长绘画,所以在东方传教取得很大的成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教团。
  根据波斯摩尼教历史,大约在公元二七四至二七七年间,波斯国王瓦赫兰一世将摩尼处死接著在全国对摩尼教实行全面迫害,迫使许多摩尼教徒向东逃亡。东逃的摩尼教徒投入了中亚教团,使该教团势力大为增长。到了公元六世纪,这个教团就与设在巴比仑的摩尼教总教会决裂,宣布独立,其领袖名为撒特·奥尔米兹。该人本来自巴比仑总部,中亚教团的总部设在河中地区著名的撒马尔汗,学者根据汉文的摩尼教经典和摩尼教史料,对照中亚教团的经典和史料,判定流入中国的摩尼教乃属中亚的摩尼教团。所以中土的明教并未曾有隶属过波斯巴比仑的总教会。既然中土明教是辖於中亚总教,故中亚总教如果派遣使者到中国,照理是经过陆上丝绸之路。小说中描写波斯总教派遣使者乘波斯船到中国寻衅,也就纯属虚构。
  更有从时间上考察。《倚天屠龙记》第三章《宝刀百链生玄光》给了一个明确年代,即,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如是我们可以肯定,故事所说的明教徒是生活在十四世纪,而其时,不论是波斯或是中亚,整个西域地区已经伊斯兰化了,摩尼教在西域已销声匿迹,哪有甚么总教存在?所以从时间观念看,故事中有关波斯总教劳师动众到中土寻圣女,最后把张无忌的女友小昭接回去当教主的故事(见第三十章《东西永隔如参商》)纯属作者虚构,在史实上完全无案可稽。
  七.明教的礼俗
  金庸的小说对明教的礼俗有若干记述,其中有些於史有据,例如***葬,摩尼教确有***葬的戒律,有的则与史实大有出入。今择其要者略作评述。
  其一,明教徒要素食。这是一条重大原则,故事中提到张无忌见到所谓明教徒的朱元璋、徐达一伙在吃牛肉,为之一凛,但徐达却辩解道:“咱们教规的第一要义是‘行善去恶’,吃肉虽然不好,但那是末节。”(事见第十四章《当道时见中山狼》)
  徐达之言,在故事中自可成理,但在史实上,则全不可能。故事的第二十三章《灵英醉客绿柳庄》还有一段话称:
  明教教规本来所谓“食菜事魔”,禁酒忌荤,自总坛迁入昆仑山中之后,已革除了这些饮食上的禁忌。西域蔬菜难得,贵於肉食,兼之气候严寒,倘不食牛羊油脂,内力稍差者便抵受不住。
  这段话则是小说家以今时来臆测古时之语。明教徒之食菜,并不是限定只吃蔬菜,而是谓素食。古代西域广布绿洲,盛产瓜果,这些正是摩尼教徒最为理想的食物。他们吃瓜果时,甚至连里边的小籽都吃下,因为他们认为这瓜籽包含的光明成分特别多,对於净化自身的灵魂大有裨益。在历史上,明教徒素食的戒律始终并没有被取消,除非是叛教者。也正因为其以素食为特徵,所以教外人和今人才往往易於把那些忌荤斋食的教派与明教挂勾。
  其二,明教徒的服饰。小说中称明教徒穿白袍,袍上绣著一个红色火焰。根据摩尼教文献,摩尼教的出家僧侣应“并素冠服”,则是要戴白帽,穿白袍。至於一般信徒,则无此要求。从史料推断,宋元以秘密会社为形式的明教徒,即使不出家,也崇尚白色,故也多有著白衣者。但绣以红色火焰,则缺乏历史根据,恐怕是出於小说作者的误会。
  摩尼教徒崇尚光明,但他们并不拜火。拜火是火祆教的特徵。火祆教源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该教认为崇拜圣火可以通神,故在教徒的聚居地,必定要设立火坛、火庙,以供朝拜。但摩尼教并无这一礼仪,所以,小说中言张无忌统帅下的明教徒在蝴蝶谷聚会,并在圣火前誓师驱杀鞑子,齐声歌咏“焚我残躯,熊熊圣火”云云(见第二十五章《举火燎天何煌煌》),这是把火祆教的习俗张冠李戴,摩尼教徒并不拜火,当然也就不会以火焰作标志,并绣在自己的袍上。
  补充
  其实,既然知道金庸把明教和拜火教混在一起了,“波斯总教”、绣以红色火焰云云还是好理解的——那是拜火教啊。至于伊斯兰化,姑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唐武宗会昌三年发起的,乃是著名的“武宗灭法”,为佛教徒称为“三武之难”之一。灭的主要对象是佛教——虽然对于摩尼教徒的措施,比起来更为严厉。原因除了经济上的以外,还有武宗好金丹,信道教有关。作者当知此情,不知为什么不提。在元末的起义主要是白莲教大起义早就是学界的共识,吴晗以为是明教起义,泰半纯从“明”字的相同入手,未免牵强。文中所谓“秘密结社式的明教”,实际上多数已不是摩尼教,而是白莲教——吸收了摩尼教义,加以净土思想的白莲教,就是从此时开始,取代了摩尼教在民间的位置,最终在明清之迹令摩尼教在中国彻底消失。当然,统治者们迫害的对象,也从此从“魔教妖人”变成了“白莲妖人”了。有趣的是,朱的手下中,很多都是回人,乃至有“十回保一汉”之称——却也没有以“回”或是“伊斯兰”为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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